（注：梁治平等：《新波斯人信札——变 化中的法观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正是明确将司法权主体限定为法、检两机关，才确立了法律适用的权威性。由于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存在差异，因此各个不同学科的研究内容在这三个维度上各有侧重。

四、结语 在过去近70年间，中国司法实现了从强制型司法到权威型司法的转变。从狭义上说，主要指国家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对社会进行的组织和管理活动。近年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来，检察改革在司法改革中如何定位已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种变革总的理论观点是主张司法权是法院的审判权，检察权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权。（三）强制型司法的特征 １．强制性。

尽管法律职业不限于法官和检察官，但法官和检察官是法律职业的代表。但是，判断权说并非没有意义。最后，对执法司法机关的公开。

这样一来，导致实践中的应用困境。苏格兰地区的刑事诉讼档案公开大都通过苏格兰法院服务网向社会公众公开，公众可以通过网站查阅到其感兴趣的刑事诉讼案件以及刑事诉讼档案。经过各地法院的努力，我国刑事诉讼档案电子化已经初步完成，但是各地法院做法不一，没有形成统一的设备标准、参数标准、接口标准。近年来平反的呼格案、聂树斌案中，大家注意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案件在10 多年前就怀疑是错案，错误的裁判生效了，但当事人亲属、申诉代理律师、各大媒体记者却无法看到案件的档案材料，聂树斌案件中，直到2015年3月17日，聂树斌被执行死刑近20年后，律师才首次获准查阅该案完整卷宗。

一方面，刑事诉讼档案对被害人公开，被害人可以查阅、复制和摘抄公开的刑事诉讼档案，从中发现其刑事审判中未发现的证据和线索，为提起上诉和申诉提供依据。预约时需要提供当事人、代理律师的姓名、身份证号、查询的刑事诉讼档案的案号等信息。

由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只适用于行政机关，并不适用于司法机关，但是可以参照《政府信息公开》对司法机关的信息公开进行规范。最高院颁布《关于人民法院诉讼档案管理办法》也只是规定了诉讼档案的收集整理程序，没有涉及到诉讼档案公开的问题。但是经过利益权衡，有需要保护的特殊利益也可以向社会公开，但必须对其公开的时间进行特殊规定。五、刑事诉讼档案公开的实施条件 刑事诉讼档案公开制度需要多方面的保障。

以前完成一个纸质档案的查阅，最少需要一个小时;现在完成一个电子诉讼档案的查阅，最多需要十分钟。由于刑事诉讼普通档案并没有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特殊利益，不需要特殊规定，因此刑事诉讼普通档案自形成之日起就可以向社会公开，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就可以查阅、复制和摘抄公开的刑事诉讼普通档案，改变了以往档案一旦形成就很难为社会服务的局面，提高刑事诉讼普通档案的利用率。因此，刑事诉讼档案公开制度可以有以下三种选择，对当事人直接告知公开，对执法司法机关以有限的方式公开。涉及商业秘密的刑事诉讼档案公开的时间取决于权利人是否愿意放弃其商业秘密，是否采取了保密措施。

对执法司法机关公开应该以有限的方式公开，即可以通过档案室和网络系统公开。案件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到密云法院查阅相关诉讼档案材料，不再需要调取原始纸质档案，只需轻点鼠标，即可通过电脑直接查阅电子档案，而且法院还可以免费提供复印件。

[[1]]没有案件材料，怀疑就无法查证、申诉就无法展开。目前，凡符合查阅条件的人员，可到湖南高院电子诉讼档案阅览室实现一站式查阅。

2016年7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人民法院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电子卷宗公开的范围和机制，加大公开的力度和深度应用。司法公开方式的电子化是信息化时代下的产物，电子化查询方式更为便捷和高效。再次，日本的刑事诉讼记录公开专门立法模式。2008年美国司法委员会颁布《司法会议关于开放案件电子档案的私人查阅与公开的决定》，其中规定，除了第205条规定的和各州保护隐私的法院条例以及涉及未成年人、陪审员和未执行的传唤和拘捕令不得公开外，所有的电子档案都应该向社会公开。另外，被害人通过查阅刑事诉讼档案，可以把自己参加的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档案记录的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对比，发现刑事诉讼档案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而对刑事司法人员进行监督，使其在刑事审判中更能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英国最高法院在其门户网站上开辟已决案件板块和未决案件板块，其中已决案件板块中向公众提供公开的案件档案。

这样一来，刑事诉讼档案公开就是指由刑事诉讼正卷形成的诉讼档案的公开，即刑事诉讼档案的部分公开，而刑事诉讼档案的副卷因为涉及审判秘密，不能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公开。对象是否明确、方式是否恰当直接影响刑事诉讼档案公开的效果。

一般情况下，特殊档案不能向社会公开。2011年6月27日海南省高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在文书公开方面要增强裁判文书内容的公开性，规范裁判文书的制作，实行诉讼档案公开查询制度，方便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按照规定查阅和复印相关卷宗档案。

各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都设立档案室，并设有专职的工作人员对诉讼档案进行收集、整理和保管。条件成熟后，广东高院将正式运行诉讼档案电子阅览室并逐步向公众开放查询

因此，在随后的阿尔·阿瓦贾与赛耶诉英国（Al-Khawaja and Tahery v. The United Kingdom）一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对唯一或决定性规则进行软化，提出了三步检验法：第一步，证人不出庭是否有正当理由。但是，地区法院拒绝考虑IAPR的意见，理由是它违反了《俄罗斯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辩方不能，主动和在法庭外，寻求和获取专家（experts）意见。美国继承了英国的普通法传统，在诉讼的各个阶段，控辩双方都可以根据诉讼的需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包括勘察现场、询问证人和检验物证等。第6条第3款（d）规定：凡受到刑事指控的人有询问不利于他的证人，并在与不利于他的证人相同的条件下，让有利于他的证人出庭接受询问的权利。

其次，Dr Ig.不出庭的理由。另外，联邦规则和美国律师协会标准也都要求开示政府掌握的科学检测和精神或身体检查的结果。

关于这一现象，美国一位学者曾直观的指出：专家出现在几乎各种类型的案件中。我国鉴定意见的运用要以此为借鉴，在坚持职权主义鉴定制度的同时，增强鉴定意见运用过程中的程序对抗性：允许辩方参与控方的鉴定过程并提出不同意见。

在日本，侦查机关可以委托有特殊知识和经验的人进行鉴定，但必须向法院提出请求，根据法院的处分或者许可实施。社团举办的项目不能被视为医疗行为，且自社团成立至今已接受过相关执法部门的多次检查，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6条的规定，整个鉴定程序，犯罪嫌疑人只享有结果告知和申请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权利。因此，在德国庭审中，鉴定人必须出庭，当庭宣读鉴定意见，并接受法官和对方当事人的询问。为了限制专家证人的滥用，英国还加强了法官对使用专家证人的控制，规定：未经法院许可，当事人不得传唤专家证人，也不得在法庭上出示专家报告作为证据。[14] See Al-Khawaja and Tahery v. The United Kingdom[GC],nos. 26766/05 and 22228/06,15 December 2011. [15] See SCHATSCHASCHWILI v. GERMANY, no. 9154/10,15 December 2015. [16] See Brandstetter v. Austria, 28 August 1991,§42, Series A no. 211; Doorson v. the Netherlands, 26 March 1996,§§81-82,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II; Mirilashvili v. Russia, no. 6293/04,§158, 11 December 2008. [17] 1170号报告是由三位专家制作的。

鉴定人被视为法庭的助手，有中立性和公正性的要求，对于鉴定人的出庭质证不如证人严格。维也纳市市场办公室被委托对波内奇公司的样品进行鉴定。

[4]712 美国的刑事诉讼及专家证据制度都发端于英国，在专家证据的运用上，两国差异不大。其中的一位，叫做Dr Gul.，从来没有在法庭上作证，原因不明。

最后，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72条的规定，除有特别规定外，对鉴定人适用关于证人的规定。马迪钦娜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发现在法庭上对专家进行交叉询问并不是辩方挑战1170号报告的唯一可行的方式。